11月10日，关于完善太阳能利用的地球科学工程(Solar Geoengineering)与政策研讨会在北京成功举办。此次研讨会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SPPM)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HKS)联合主办，清华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院(TUSDG)承办，来自哈佛大学、清华大学、中科院、社科院、北京师范大学等机构的学者及资深政府官员等20余位中外专家参会。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TUSDG院长薛澜教授，哈佛大学教授Daniel Schrag主持研讨会，中美两国专家学者就地球科学工程所带来的机遇、挑战以及未来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薛澜主持会议
Daniel Schrag主持会议
研讨会伊始，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办公室科技顾问、哈佛大学教授John Holdren通过远程交流的形式表达了对气候变化及地球科学工程的思考。他指出：地球科学工程具有十分突出的意义，可以在减缓气候变暖、适应气候变化、规避对人类的伤害等多个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就目前而言，温室气体减排、碳固化及太阳辐射管理是人类实现《巴黎协定》两度温控目标的主要途径。Holdren教授指出，尽管前景尚未明朗，但我们理应重视并进一步推进太阳辐射管理领域的研究工作。
John Holdren远程参会
中方代表科技部原副部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刘燕华指出，我们应从多角度理解地球科学工程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可能的贡献。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及选择备案，地球科学工程虽然不能马上实施并发挥核心作用，但不可因此忽视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和研究。包括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及欧洲各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都在启动对地球科学工程的研究。中国目前也有来自社科院、北师大及浙大的三批研究队伍在探索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世界各国的专家及相关人士应在这一领域携手合作，在充分考虑技术、影响、公平、安全及国际法等因素的基础上，推动地球科学工程作用的发挥。
刘燕华发言
值得一提的是，地球科学工程是由卡内基基金会重点资助、在哈佛大学全校范围内展开的跨学科研究主题。随后，来自于哈佛大学多个院系、不同背景的教授分享了各自领域的研究发现。
碳捕捉领域的资深专家David Keith教授介绍了太阳辐射管理中所面临的主要技术风险及其对气候系统的可能影响。他强调了技术效力的重要性——技术如何真正减少局部的气候变化，同时他讲解了气候模型如何应用于技术效力的测量。而Frank Keutsch教授则进一步指出，实验对于推动地球科学工程发展必不可少，但在现实社会自然环境里进行实验将会面临诸多争议，这也是该领域发展的重大挑战。
David Keith发言
Frank Keutsch发言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地球科学工程领域发展并不断加大研究经费投入。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的John Moore教授以格陵兰岛的冰川融化带来的影响和技术防范措施为例，指出相比于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开展工程措施，“定向地球工程”的开展将更为有效。同时，他具体介绍了冰川筑坝、放缓冰川滑动速率、延迟海平面上升等技术细节，并强调了“成本-效益”分析的优化及适用。
John Moore发言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毅深入分析了地球工程风险评估和治理的挑战，并结合相关法律和政策进行了关于“地球科学工程应用风险”的探讨，强调应该形成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建立明确的全球治理框架，吸引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
王毅发言
作为最早参与地球科学工程国际合作领域的研究者，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迎研究员指出，地球科学工程虽然有许多风险，但却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无奈选择。当前人类对地球工程领域的认识有限，不确定性很多，但必须做到治理先行，对相关目标、主体、原则、方法、机制进行研究。最后，她再次强调了中美加强交流合作的必要性。
陈迎发言
为有效推动地球科学工程发展，必须治理先行。
此外，与会专家特别指出，地球科学工程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突出的国际治理挑战。目前，世界各国对于地球科学工程相关的国际治理目标、主体、原则及实施机制等议题都存在着广泛的争议。为有效推动地球科学工程发展，必须治理先行。
薛澜教授指出，全球气候变化是典型的政府失灵。应在推进地球科学工程实施的进程中，着力推动国际治理机制复合体(Regime Complex)的构建，进而有效协调现有不同国际机制融合中的矛盾；同时，应发挥重点机构的引领性作用；并通过“跨国科研项目”的开展整合现有研究资源，形成共同体，增进透明性，以推动地球科学工程领域的发展及“路径依赖”等国际治理问题的解决。
与会专家和代表进行了热烈讨论，就地球科学工程实施的思路调整、地球科学工程的安全风险、中美两国气候变化相关研究的资助情况、不同国家的角色作用、气候变化的监测机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全球治理的发展困境、大国责任和科学家责任、全球合作体系及研究共同体的构建等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此次研讨会在信息共通、成果分享、理念共识形成、研究网络构建及多方主体的领域认同等方面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果，获得圆满成功。
